在近期举行的第十二届全国农药交流会上，农业部农药检定所所长隋鹏飞对即将出台的新《农药管理条例》进行解读。他认为，农药作为农业生产的重要投入品，其贡献不容置疑。中国农药本身没有问题，有问题的是农药的管理、服务和宣传，已不适应农药产业、农业生产和公众知情的发展要求。

    管理要能解决问题

    我国现行《农药管理条例》1997年5月8日颁布实施。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，人民群众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要求不断提高，农药管理面临着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，农药登记、生产、经营和使用等相关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。

    隋鹏飞说：“农药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，最根本的是离不开法规，最令人信服的是能解决问题。新的农药管理条例即将出台，将赋予农药管理新内涵和新要求。结合我国农药和农业实际，农药管理工作应从引导产业升级、强化审批控制、设立经营许可、落实执法威严等多方面入手，解决目前业内存在的使用超剂量、部分作物无药可用、经销商主导用药、洋品牌得宠、基层执法尴尬等问题。”
   
    管理要注重引导

    隋鹏飞表示，“我国农药行业现行的一大现象是：做得较好的企业常抱怨做不大做不强，做得不好的企业留恋已取得的相关资格和证件不愿退出。农药产业升级推进速度不尽人意，特别需要从政策设计上明确取向。”

    如何破除发展制约，引导产业升级，隋鹏飞强调：一是借鉴创业板鼓励企业创新的做法，允许任何人申请新农药登记，不受生产企业定点核准的限制，在未正式投产前，其登记证可以像股票一样转让，直至到生产企业为止。二是全面开放委托加工、分装，推动资源共享，为企业降低生产经营成本、提高市场占有率创造条件。三是允许已获得农药登记证的企业向其他生产企业转让其登记资料，加快主动退出农药行业的速度。四是单列专项出口登记。同时，加大力度深化国家和地区间农药登记管理合作，推动农药登记试验单位、试验资料和农药登记证的互认，为我国农药在境外登记优化软环境。

    对于农药登记方面要强化审批引导，隋鹏飞表示，农药登记管理要从单纯依靠对登记资料审评的做法，转向在严格登记资料要求的基础上，对登记审批管理全过程的控制，增强公信性、科学性、引导性和国际性。要实施风险管理和退出机制，对登记后产品实施有效性、安全性和经济性监测评价，并以此决定是否续展或退出。为了解决部分作物“无药可用”的问题，可以采取政府补助、试验协作、资源共享和特定登记要求等措施，调动企业在蔬菜等小宗作物上登记农药的积极性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　　
    管理的关键是建立良好秩序

    “面向农业稳定发展和公众安全关切，中国农药有两件大事要彻底解决：一是解决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卖药的问题，二是解决不是什么人都可以用药的问题。”隋鹏飞认为，新《条例》设立农药经营许可制度，就是要解决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卖药的问题。这一规定既是国际通行惯例，更是我国现实急需。现在的关键是，怎样实施好这一制度设计。

    隋鹏飞说：“至少要做到并做好几项基础工作，一是把现有的近35万个经营店数量控下来，必须严格经营人员资质和经营条件要求。二是确保掌控经营底数和做到产品流向可追溯，特别是要控制好高毒农药经营，要加快推进农药流通监管的信息化。三是要有利于引导和促进连锁经营等营销模式，要有相关的扶持政策措施跟进。四是确保监管服务部门不能有任何形式的‘寻租’，要有严厉的惩处规定。”

    农药监管执法应全程长效

    对于加大监督处罚力度，隋鹏飞认为：农药监管执法应是全程完整的，不仅是突出在生产和经营环节，还要前移到登记过程；监管执法应是查罚并举，不仅是注重一阵风似地检查抽查，还要处罚惩戒有威有效；监管执法提倡“堵疏结合”，不仅是突出堵的见效快，还要注重疏的见效长。

    隋鹏飞介绍说，新修订的《条例》，在落实执法威严方面都给出了明确规定。如在登记环节，一旦发现登记试验单位出具假报告，立即取消其资质，并对单位进行处罚，不给予改正的机会。在生产环节，对制假者，不论其生产数量多少，一律吊销其农药登记证，对企业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实行禁业规定，并且5年内不再受理和批准其新增产品登记。对未取得农药登记的产品，一律按假农药论处，进一步提高执法的可操作性，加大刑事责任的追究。实施召回制度，对企业发现产品有问题，主动召回并消除影响的，可免于或减轻责任。更加强调政务公开、资源共享和协调互动，以提高执法服务的质量和效果。

来源：中国农药网